伟大的密码第一季

　　大型纪录片《鲁迅之路》全方位，多侧面地反映了鲁迅这位历史巨人和文坛巨人的生平、历史功绩和文学成就，用大量的历史资料镜头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不朽精神，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好教材。

　　2014年2月开始，西非一些国家开始爆发大规模埃博拉病毒疫情，其中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个国家疫情尤为严重。因为疫情，塞拉利昂——，这个位于西非大西洋岸边，北部和东部被几内亚包围，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突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这种关注并没有完整地描绘出我们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受到疾病影响的”，《幸存者》导演，一位塞拉利昂的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一位牧师的亚瑟·普拉特如是说。
　　“我们非洲人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的作用被严重低估。而且因为缺乏对当地文化和信仰体系的基本了解，很多时候记者会对人们为什么不听从医疗建议做出错误的假设。这种误解在定义世界如何看待我们作为现代非洲人这一问题上影响深远。” 亚瑟·普拉特说，“通过《幸存者》，我们希望全世界从塞拉利昂人民的角度看到和感受埃博拉疫情的发展。我们的影片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埃博拉疫情期间在塞拉利昂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而且将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做了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定义我们和我们的国家。”

　　对一个人追根溯源并不容易，因为对真实的解读总是存在误差。但过程的记录却充满力量，因为它揭示了某种真相，现实的真相和心里的真相。
　　四年，影像、文字、采访……与陆川和《南京！南京！》相关的记录已堆积如山，各种向度、各种气质，庞杂而粗糙，因为事实的本来面目就是庞杂而粗糙的。
　　电影《南京！南京！》从最初筹备到最后完成共历时四年，这对于导演陆川来说无异于一次长征。在陆川的印象中，这征途从未顺畅过，波折与困难重重是常态，血淋淋的残酷则是它最好的注解。
　　征程始于《可可西里》，在海拔高达4600米的高原荒漠上，陆川默默在心里筹划着“南京南京”的蓝图，那时他只是刚拍第二部电影的年轻导演。2006年，陆川开始为电影筹备，这个在许多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没有得到任何投资者的支持。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被陆川的执着精神打动，以个人名义借给后者一百万，当时手写的欠条被陆川嵌在相框里，一直保存着。
　　这一百万给了陆川一剂强心针，却不能堵住剧组长期筹备的开销缺口，投资者的介入显得迫在眉睫。与此同时，电影的立项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基本是石沉大海。陆川给自己定了规矩，在外面找钱也好，立项也好，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回到剧组不能让大家看出来，必须假装高兴，他都做到了。但是18个月的筹备，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失去信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剧组人员走了一拨，来了一拨，又走了。陆川让美术组写了“死磕”两个大字，贴在剧组里面，他发誓一定要跟这电影死磕到底。
　　立项终于批下来了，星美影业、中影集团等投资方的相继加入使得电影起死回生，可就在一切看上去很美的时候，长春外景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电影开机第十天，某网站就刊登了剧本……
　　电影开机第十一天，长春外景地发来最后通牒说要全面停工，电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剧组原计划十九号转场，但因为外景地不具备拍摄条件，只能被迫停留在天津……
　　所有的一切都在昭示着“前面的路依然艰辛漫长，并且布满不可预料的危险”，陆川心力交瘁，他形容自己像关在笼子里的老鼠。
　　问题并没有解决，原计划在天津的几天拍摄变成了5个月。上千群众演员的调度、废弃化工厂的毒气、报废轮胎燃烧时的黑烟，还有无尽的嘶吼、枪杀、刺刀和眼泪，每一个人都感到筋疲力尽。陆川更是如此，他要面对所有人，还有未知的危险。春节期间，剧组遭遇了可怕的停机，四十多天，外界疯传这部电影完了，后来虽然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但随时都可能会搁浅的隐忧在一点一点蚕食着信心。阑尾炎、胃溃疡，陆川的身体开始不断地亮红灯。“南京”的体量和难度都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原以为这是一个十层楼高的事情，但当云雾散开的时候发现它直插云霄。
　　陆川最喜欢看《毛泽东传》里讲长征的部分，戏拍到这个份上，他觉得特别像一次长征。他不仅要带领队伍走出草地，还要为他们找到归宿。他不仅要为这支队伍找到归宿，还要为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找到归宿。
　　在绝望的情绪如影随形的日子里，支撑他走完的只剩下本能，活着的本能，活着走出死亡之城的本能。

　　在东莞的一个工厂遇见的一群95后工人。
　　本片被列入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影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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