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行动（上）

 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翌日，驻沪日军突然闯入上海租界区，包围了《远东周报》编辑部。掌握着日蒋和谈纪要等绝密情报的美国记者加尔逊，在突围时身负重伤，躲到某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哈曼家中，并通过哈曼向美国政府求救。美国政府委托国民党当局营救加尔逊。国民党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以得其经济和军事援助，表面上虚张声势地派遣了有刘建丰、陶侃参加的特工部队，随同美国特派员科迪上校到上海营救加尔逊，暗地里却派高级特务陈裕泰潜入上海，指示其地下组织勾结驻沪日军破坏营救计划。因此，当营救小分队刚刚空降到上海郊区，即遭日本宪兵袭击，刘建丰、陶侃被俘，科迪自杀殉职，其余队员均遭杀害。共产党上海地委以为加尔逊被日军捕获，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决定派沈崇明、杜忠义等人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营救加尔逊，却意外地救出r刘建丰和陶侃。刘、陶二人出狱后，来到了哈曼医生家，发现哈曼已被杀害，找遍住宅也未见加尔逊踪影，却从影集中发现了一张哈曼与宋定一医生的合影。他们赶到宋定一的医院，遇到了先行到达的沈崇明和杜忠义。双方相持不下，刘建丰权衡利害后同意阱作。躲在哈曼家密室中的加尔逊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哈曼家已被日军把守，即以日本将军的孩子作人质逃出了魔掌。刘、陶在寻找加尔逊的过程中屡次遭人暗算，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联络人赵春兰小姐就是谋杀哈曼的凶手，终于有一天，他们自己也险些葬身于赵春兰的枪下。在沈崇明、杜忠义的指点下，刘认识到自己组织的丑恶、黑暗，决定与共产党联手行动。当他们终于找到加尔逊时，日军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并疯狂地发起攻击。沈崇明、刘建丰掩护杜忠义、陶侃、宋定一等人抬着加尔逊艰难地突出了重围。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卖国嘴脸的刘建丰毅然弃暗投明，跟随沈崇明护送加尔逊离开上海，踏上了新的征途。

 广州一条小街上，有几户人家：在家门口经营"多彩冲洗部"的青年个体户阿坚，做烧鹅买卖的阿金夫妇，玩鸟老头阿六夫妇，待业姑娘阿媚和母亲。他们住在同一座楼内，平日和睦相处。中秋之夜，他们都提早收市。晚饭后，大家早早来到楼顶平台上赏月，品尝应节佳品。被誉为"金嗓子"的阿媚更是开心，穿上父亲从香港捎回的拖地长裙为大家献上一曲《圆月亮》。阿媚和阿坚自幼青梅竹马，现在是一对恋人。阿媚的父亲在港经商，常寄钱回来，所以她生活优越，并不急于谋求职业。她对阿坚那种小生产既不愿做也看不起。阿坚却是个进取心极强的人。他精心经营生意，为人热情坦荡，被评为先进个体户。为陪阿眉散心，他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去歌厅看演出。快嘴的阿金还极力鼓动阿媚去报考星星乐队。不久，阿眉真的考上了。在宋队长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阿眉成了队里的台柱子，朋友们都来向她祝贺。阿金不惜重金为阿媚买来一架钢琴，阿坚专门精心制作《歌星与歌》的影集送她，大家经常去歌厅为她捧场。爱慕虚荣的阿眉飘飘然了，她开始嫌弃朋友，不讲究科学发声，纪律散漫，没多久，就被乐队辞退了。然而她的朋友们却以自己的发奋努力获得了不同的进步。贤惠的阿芳以乐于助人的情操赢得了阿坚的爱情。阿媚断送了本来属于自己的爱情，整天悉眉苦脸。这时，阿坚和朋友们向她伸出友谊的手，鼓励并帮助她重新振作起来。阿媚转变了。不久，街道文化站里，朋友们请来了星星乐队为大家演出。宋队长向阿媚走去，欢迎她回到乐队里来。身穿洁白连衣裙的阿媚又出现在舞台上，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街市流行曲》同《雅马哈鱼档》一样,反映的都是一般广州市民的生活,尤其突出表现了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青年人的生活。因此有人称这部影片是《雅马哈鱼档》的姊妹篇。 作为电影艺术,首要的美学特征是直观的真实。《街》片做到了这一点。从场景、服装、灯光及生活习惯都是比较自然的。影片中主人公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日常生活中常可碰到的,这就使人们不感生疏,不感做作。比如影片中阿梅一家,阿坚一家及阿金、六叔一家共住的小楼的情境;在天台上共庆中秋佳节的喜庆气氛等都是极生活化的。

 明末，熹宗昏庸，东厂太监魏忠贤独大权独揽，与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学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杨涟奉旨南巡，魏忠贤派出黒猴、金猴伺机暗杀。杨涟查得魏忠贤的罪证。深夜前来夺罪证与护送杨涟的周景彦厮杀，幸亏沈剑梅前来解围。杨涟回京后，魏忠贤千方百计不让杨涟与皇帝见面，并栽赃嫁祸使杨涟入狱。前来营救的周、沈与醒悟的二猴共同抗击追来的锦衣卫。二猴身亡，周、沈夺路逃走。在魏忠贤的威胁下，杨涟他……

 某海岛的部队医院。女医生袁慧如，司药蔡小洁和护士韩琳又像以前一样相聚了。三个人却因为不同的原因互相猜忌和争吵起来。苏院长耐心而亲切地开导她们，启发她们如何正确对待事业、爱情和前途。这三个在八年前同时入伍的姑娘听了老院长的一席话受到深刻教育，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进一步明确了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她们化解了彼此的误会小洁准备重新报考大学，翰琳在报纸上发表了新作，袁慧如要迎接新郎，三个女友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又一次暂时告别。

 60年代初期，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南方一些地区遗留下来的孤儿问题急需解决。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倡议下，内蒙古人民以宽厚、博爱的胸怀，收养了数千名上海孤儿。贡布、其木格是一对普通的牧民夫妇，响应号召收养了四名上海孤儿。四年后，一个自称是四孤儿之一萨茹拉的生母的妇女，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内蒙古草原寻找女儿。其木格通情达理，忍痛将萨茹拉送还给她的生母，并为寄托思情在敖包山上栽了一棵小树。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其木格赶着牛车去拉粮，留在家中的三个孩子因耐不住饥饿，外出寻食而走失。其木格回来得知后，不顾自己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冒着风雪骑马寻找。孩子找到了，其木格因骑马颠簸而流产，失去了自己的亲骨肉。不久，其木格的丈夫又因保护军种马而身亡，一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了其木格一人身上。这年，本来生活已十分艰难的其木格又收养了一名“右派”的女儿。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其木格的腰，病魔也悄悄侵入她的肌体，但困难没有动摇她养育四个孩子的决心。20年后，四个孩子长大，一个个离她而去，走上工作岗位。但五个孩子没有忘记这位善良的草原母亲。养子呼德和养女肖文按照母亲的心愿，从上海回到草原，在母亲身边举行了婚礼。就在这幸福的时刻，年迈多病的其木格却倒在了她亲手栽种的五棵杨树下……